這次始發于湖北省武漢市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來勢洶洶，不僅導致武漢市驟然封城，也導致內地幾乎所有省市、社區和村莊采取不同程度且日益趨緊的防控手段，而疫情的不確定性和春節的強流動性更導致了防控政策在不同時期走向了兩個極端，早期是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的極度忽視，而今則是在非重點疫區的過度防控和層層加碼。
確認可以“人傳人”的重大傳染病疫情始發地區及疫情早期是必須嚴防死守的，自黑死病疫情中得來的最有效經驗就是完全隔離，當然這也會伴生隔離區內原本其他非疫病患的風險加劇，一定周期內哪個損失更大尚不能確定。
而對于非重點疫區及疫情后期，其持續降低的基本再生數 R0 和傳播毒性逐級衰減使得感染者致命危險性很低（已有足夠樣本數據證明）。相對疫情而言，社會運行癱軟（失業等）的壓力和全面經濟下行的代價更為可怕，由貧困帶來的全社會生命損失可能更高。
特別是自世界衛生組織 WHO 將中國疫情提高 PHEIC 級別后使得許多發達國家與我國進行人員和商貿隔離。如果絕大多數非重點疫區現行的完全隔離的極端政策持續周期較長，融入全球產業鏈、帶動中國經濟崛起的“中國制造”中多數行業及其供應鏈體系可能面臨較大風險，甚至被其他國家相關行業替代或邊緣化，其中最為關鍵的機電產品、汽車、服裝、紡織和化工行業等危機四伏；而尚處于傳統耕種方式的農業則會損失掉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春耕時令，造成全年農產品欠收；加之中美貿易戰按下暫停鍵后依然有極強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剛剛取消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一旦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供應鏈體系遭到系統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現實中，非重點疫區的過度防控和層層加碼，已經使得城市間、社區間和村莊間出現各種交通隔斷，人流、物流、錢流和商流大面積停滯、斷鏈，導致除生活必需品、防疫和醫療等相關行業之外的幾乎所有產業出現大面積停工停產，國民經濟中核心產業鏈和供應鏈幾近中斷，造成經濟和社會秩序失控風險加大。充足的必要物資是隔離區內生命延續及疫情遏制的重要保障，保障不足將削弱重點疫區的系統防控力。
隔離防疫和復工復產屬于典型兩難問題，關鍵在于把握一個“度”，核心在于分區、分類和分級，實現差異化精準防控。但由于此次疫情的強不確定性，差異化的精準防控需要各級組織真正細致的排查和勇于擔當的魄力，而這恰恰直指疫情前的武漢市和湖北省。
處理好兩難問題的“度”之后，同時抓好兩手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與之匹配的物流供應鏈體系構建。以隔離為主要手段防治疫情壓制最早、影響最大的就是物流業；而疫情的不確定性破壞最嚴重的就是供應鏈體系。物流直接連接生產與消費，物流供應鏈既是重點疫區防疫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的核心保障和重要支撐，更是非重點疫區復工復產最重要的體系保證。
如何做好重大疫情下的物流供應鏈體系建設，可以從近期、中期和遠期三個階段銜接，從平時、應急和戰時三個體系融合，從組織、資金、物資、信息、技術和機制六個維度集成構建，并存在資源配置優化的合理之“度”。
2、防疫與復工并舉面臨的問題
無論從疫情防控角度還是從復工生產角度審視當下的應急/平時物流供應鏈都面臨巨大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面向疫情防控。
從組織上看，重災疫區內單純依靠原有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政府機構和官方行業協會的路徑方法在響應速度、作業效率、供給精準度、渠道安全性和組織信用度等方面嚴重不足，造成已有重要防疫物資的供需匹配嚴重失衡，特別是各級指揮機構因底線思維能力和負面思維能力嚴重不足而造成的公信力損傷從而進一步造成恐慌性防疫物資緊缺，聯防聯控還處于初級階段，與商業機構相比，絕大部分行政機構遠未達到應急壓力測試標準要求，疫情開始后湖北省及武漢市政府機構的全方位結構性失能可見一斑。
從資金上看，反應在過去對公共衛生體系的投資嚴重不足，造成疫情防護及醫療資源嚴重缺乏；而此次應急備用資金及臨時追加資金只對頭部企業助力較大，但貼近實際需求的廣大小微企業難有作用；同時資金整體轉化為應急物流供應鏈資本配置嚴重滯后且難以準確，造成應急物流供應鏈企業經營現金流嚴重不足，融資現金流更加困難，嚴重影響從事應急保障專業人員、專用設備和先進技術的有效、及時、安全和規模化投入。
從物資上看，專用醫療資源如病房、床位、裝備和專業人員等在重點疫區嚴重匱乏，而包括醫用口罩、防護服和消毒酒精等防疫必備物資則出現全社會甚至全球性緊缺，連口罩生產裝備和口罩原材料都在兩周內上漲 4-6 倍，造成此次重點疫區傳播擴散嚴重、確診和死亡率居高不下，而非重點疫區則出現難以保障日常防護物資和生產物資的困境，多數企業復工復產的障礙也在于此，當然，員工無法復崗也是重要干擾的因素。
從信息上看，供需信息、指揮信息、物流信息、流程信息和安全溯源信息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缺失或隔斷，嚴重不對稱的信息自然助長了不實信息的蔓延，“謠言”有時成為遙遙領先的預言，加劇了供需匹配失衡，還引發醫用口罩等重要防護物資的民眾恐慌性囤貨、不良商家囤貨居奇等，另有部分“假冒偽劣”物資和非專業物資的混入，進一步加劇了醫護人員對于防護物資的供需失衡。
從技術上看，包括智慧城市、大數據、云服務、機器人、人工智能、物聯網及區塊鏈等新技術新產品遠未與行業實踐相結合，而建設已久的預測預警、應急指揮、監控反饋及協同決策等軟件平臺和技術系統依舊缺乏足夠的預案和壓力測試；當然應急物資的集采運儲倉配等本應成熟的物流供應鏈技術也凸顯運行失當，所謂的各級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疫病預防控制體系、應急物資采購供應體系和應急管理體系均未發揮應有的作用。
從機制上看，不考慮區域特征的“一刀切”、“兩個極端”的管理機制既不利于疫情防控，也不利于保障經濟社會秩序；不考慮應急資源的種類、特征和優先級的匹配機制會加劇關鍵資源的稀缺和浪費；不考慮疫情復雜性、信息復雜性、社會復雜性和資源復雜性的“大一統”單一決策機制會造成群防群治不力和響應速度不足，導致現場應變能力劣化，甚至引發群情激憤；慣有的重視行政力量而忽視市場能力和商業機構的承壓特質，造成部分應急環境對比結構性反差。
其次是面向生活必需品的物資保障。歸功于我國強大的實體零售業連鎖渠道、電商平臺和快遞體系，歸功于全體國民的消費降檔減速，也因為不似重大地質災害或自然災害造成的生活必需品物質極度匱乏，整體物流供應鏈響應情況略好。主要問題基本上局限于組織機構略顯臃腫，加之強指令性造成運營成本較高、商業資源浪費較多，對商貿機構的資金補貼補償不夠及時和充裕，對隔離社區的生活必需品保障不夠分散、獨立和專門化，疫區廢棄物無害化處理及逆向物流不夠完善等。
第三則是面向生產型產業鏈。當下生產型產業鏈完全被中斷，復工復產面臨各種資源匱乏和人為干擾。從組織上看，主要體現為政出多門、各行其是、互設障礙，一方面政府主管及發改委等綜合管理體系要求企業復工，但另一方面則在各業務機關、基層組織要求各種并非必需的審核，特別是省市之間的競賽式互防，造成 90% 以上的員工難以上崗。從資本上看，對中小微企業支持更少，多數中小微企業奄奄一息，如果極端隔離政策的周期長于 3 個月，將有大批企業因現金流斷裂而被迫關門。從物質來看，絕大多數產業鏈上涵蓋原材料、供應商、設備、物流保障和銷售渠道的全供應鏈體系都是中斷或斷裂的，更存在被其他國家競爭對手替代和邊緣化的概率。從信息和技術上看，離開實體生產供應鏈的信息化平臺和先進技術/裝備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從機制上看，各級管理者缺乏勇氣擔當、怠政懶政和唯書唯上等官僚作風造成過度防控，被隔員工、特殊通行證、規模貨源和防疫裝備等都導致企業難以復工復產。
由于是按區域按時序遞次進行自我封閉，民眾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問題不大，但重點疫區的應急醫療專用物資保障體系和非重點疫區的生產物資保障體系面臨極大的挑戰。特別是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使得隔離與復工決策呈現兩難狀態。
3、精準把握現有的資源優勢
盡管面臨此次疫情發展強度和時限周期的極大不確定性，但中國基本上依然具備防控重大疫情所需要的大部分資源要素，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性指令依舊通行無阻，城市社區基層干部在正確理解政策指令后依然能盡職盡責，還有長期善于自救和熱心互助的百姓群體，而需要的更多的是結合市場資源和政策協同的資源配置優化，具體呈現為以下幾點。
首先是疫情發展不確定性降低。在各地近兩周的嚴控嚴防大環境下，除重點疫區湖北省在感染人數統計上依然存疑而需要嚴格排查之外，非重點疫區確診病例、疑似病例的數據統計基本上還具有較高的置信度，當下（以 2 月 19 日為節點）已經呈現新增下降狀態，部分地區新增已經為零。當然也需要考慮隨著復工復產帶來的人員交叉出現新增的可能，但總體上可以通過分區、分類、分級和分業精準確定防控等級并逐步降低不確定性。
其次是改革開放 42 年所奠定的強大經濟基礎，特別是在供給側和流通渠道上奠定的堅實物質基礎，以及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中經過壓力測試的商貿體系和社會意識形態。在生活必需品等物質保障上，顯示出最大保障能力的是完全放開并經過全球性市場競爭考驗的產業，包括連鎖超市/社區超市、電商平臺（包括生鮮電商）、快遞/速遞、網絡出租車、移動支付、移動導航和共享單車等，主要以民企為主，定位在流通渠道；同時強大的“中國制造”業以超高速度跨界投產于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和酒精等低端技術產品，不到一個月已經具備了足夠的產能，而這方面主要是國企和民企并行，主要定位在生產端；當然消費端也同樣具有強支撐，作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盡管當下因為疫情，許多生活必需品消費已經接近最低水平，但傳統消費的巨大慣性依然讓生產端、流通渠道具有規模化的低成本控制能力。
第三是自上而下龐大的黨政軍協金字塔型組織體系和自下而上更為龐大且可自組織的自救民眾、個人慈善機構和商業團體。前者對國家資源有著法律上授權的調動和動員能力；后者體察民情和需求，根植于全球市場，早期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酒精等就是具有情懷的投資商、電商與個人慈善機構利用全球采購、商業物流而達成的。
第四是得以廣泛普及和可商用的互聯網和信息平臺。得益于開放后擁有的世界級消費市場、風險投資和互聯網企業，中國同樣具有了世界級的軟硬件信息平臺，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黑科技也隨之具有了世界級應用場景。
第五是持續而強力的國家財政收入使得政府有能力為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提供強力的金融支持。
最后是軍隊后勤保障體系完備，可以相應作為地方應急物流的重要補充。
4、近期應急/平時物流雙供應鏈體系構建
近期是指從目前到疫情在全國范圍宣布結束的這段時期，對于重點疫區以應急物流供應鏈為主，強調應急防疫保障；對于非重點疫區以平時物流供應鏈為主，強調復工復產保障。但兩條主線均受疫情防控的制約，兩條主線也都有各種的輔助供應鏈作為副線，必須同時處理應急物流和平時物流的雙供應鏈體系構建。
重點疫區以防控物質的應急物流保障為主，以生活必需品的應急保障體系為輔，為防止疫區物資攜帶病毒，加上物理上的交通隔絕，基本上排除生產性物質的物流保障。
非重點疫區以生產性物質的平時物流保障為主，但必須涉及因各地層層加碼的隔離措施而產生的應急物流保障作為輔助供應鏈；防疫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也應是平時物流保障為主，應急物流保障為輔。
應急物流主要以防疫及醫療專用物資為主，生活必需品為輔，但還包括疫區/非疫區的疫情發生社區的醫用廢棄物和社會廢棄物的無害化處理，這是逆向應急物流，因此應急物流包括正向和逆向兩個方向。
在正向應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服務的響應速度、及時性（不是準時性），而后才關注質量和成本；而在廢棄物無害化處理的逆向應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強調質量和準時性，以保證供應鏈每個環節的處理規模適度，而后才考慮成本和響應速度。
重點疫區的應急物流中，由于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和確診人群及疑似人群數量及分布的不確定性，導致需求物質的數量高度不確定且分級分類特征鮮明，如醫生、護士、疫情防控醫療輔助人員、疫情防控指揮人員、社區/小區管理人員、快遞/外賣小哥、社會公共服務人員、出租車司機、確診患者、疑似患者、其他病患、外來隔離人員和普通居民等，他們對于防控物資和醫療物質的需求有一部分是嚴格區別的，但也有相當多是共性的，而對于生活必需品，則可能多數是共性的。
從橫向來看，不確定性是供應鏈最大的敵人，些許的需求波動就有可能會導致供應鏈在各個環節將誤差級級放大，而應急供應鏈則需要通過將不確定性的需求劃分為固定的穩定基數需求和浮動的變動需求，形成兩條互相補充的供應鏈。
從縱向來看，應急物流應分為省際（城市間）干線物流、城市內配送支線物流和城區配送毛細物流。由于此次重點疫區的核心措施就是物理隔離（隔絕），必然導致絕大多數干線物流供應鏈被中斷，其中受隔斷影響的主要是公路貨運；而最后交付客戶的城區配送毛細物流更需要減少人員間的直接接觸，以減少物流各環節人員接觸次數、接觸時間和接觸范圍的“無接觸配送”、“無接觸物流”和“無接觸供應鏈”必然成為物流新模式。
從干線運輸考量，省際城際運輸應以鐵路物流和航空物流為主，因為鐵路網絡和航空網絡自成體系、相對封閉，運維人員與城市居民隔離相對容易，駕駛人員也無需對接，本地公路貨運則在隔離區域內進行落地倉儲和配送，實現公鐵、公空多式聯運。鐵路貨運量大而全天候，航空貨運迅捷而覆蓋廣，一周內，中鐵特貨已經成功組織了三次直接發往武漢的特殊應急物質，如始發自廈門的負壓救護車專列、始發自上海的儲備凍豬肉等；如順豐航空執飛“防疫物資專機”和“牛羊肉專機”等，同時還在 8 天內運送 2415 萬個包裹。
而公路貨運由于響應快、服務靈活、成本低廉和直接“門到門”服務，在干線物流中處于絕對優勢；而在防疫特殊時期，干線物流可以通過甩掛運輸方式實現公路貨運。即在省際城際間設立甩掛交接停車場，減少異地司機跨越隔離邊界。
在支線物流和毛細物流上，則需要盡可能利用多式聯運、自動化分揀、自動化立體倉庫、無人機、無人車、物流機器人和無人倉庫等先進模式、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實現無接觸配送，特別是利用好共享倉庫、共享配送點和共享智能快遞柜等，如美團外賣、天貓超市等生鮮電商都在重點疫區完全改為無接觸配送，而寶供物流等則構建一站式物流商城倡導無接觸物流。當然，當下更多還是依賴小區外的擺攤式交接，或者依賴小區志愿者利用繩索、竹竿等隔空遞接，盡管有時效但難以復制。
在組織上，應明確黨政軍協是一條主線，而市場、聯盟和志愿者是一條輔線。在經過疫情前期一個月由于不確定性的雜亂無章后，擅長在固定模式按部就班服從指令的黨政軍協組織體系應為滿足固定穩定基數需求的物流供應鏈提供組織保障，統籌指揮和合理利用軍隊后勤保障體系、已有國家應急/儲備物流體系和地方商用物流體系；而一條輔線則由獨立于黨政軍和官辦行業協會的商業企業聯盟組織（臨時或固定）、頭部企業和志愿者團隊負責，滿足浮動變動需求的物流供應鏈，查漏補缺，及時響應。兩個組織在信息和物資上互通互連，互通有無，確保物流供應鏈的及時性和覆蓋能力。
在資金上，要確保除軍隊保障體系之外的服務企業特別是中小微民營物流企業的現金流，或者及時給與財政補貼、稅收補償或者定向支持。
在物資上，更多是提供給物流企業及其上下游供應鏈體系運營的必需品保障，如防控裝備或物品等，盡可能在保障優先級上給與提升。
在信息上，盡可能利用一切技術手段提升需求數據的真實準確度，并在保密原則下實現信息/數據的及時、充分的保護性共享和有針對性的公開披露，減少恐慌性必要物資囤積和各環節囤貨居奇，同時利用信息共享減少信息失真、信息扭曲，使得應急供應鏈盡可能少地因為需求與供給的不確定性造成“牛尾效應”，如合理利用國家信息中心數據平臺有效對接廣泛用于商業社會的阿里大數據、騰訊大數據、華為云和百度云等數據平臺。
在技術應用上，盡快將成熟的黑科技及其產品應用到應急供應鏈相關場景中，特別是利用“大云移物智”及區塊鏈等技術和產品在應急供應鏈各環節的供需精準對接、無接觸式移動支付、電子倉單、電子回單、全程監控、全程溯源等服務上給與有效支撐。
在機制上，既要發揮黨政軍協這只看得見的政策之手，保證可預測準確且能保證供給的物流供應鏈保障能力；又要充分發揮市場的無形之手，利用對疫區覆蓋廣泛且特征各異的差異化需求做出及時有效的反饋和保障。
對于非重點疫區，則應重點應關注在生產性物流供應鏈的保障上，但必須考慮不同疫區、不同城市、不同社區乃至不同小區/村莊的不同政策。
當疫情既步入中后期又存在強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各級政府組織的許多官員為躲避責任風險，確保少出問題、不出問題，更樂于將防控政策層層加碼，導致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大部分省市制定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造成運輸路線受阻；物流員工被動隔離，造成開工不足；加之生產性供應鏈不同環節斷鏈，造成市場需求匱乏。如此種種使得公路貨運遭到嚴重打擊，至今復工復產率不足 20%。
而水運物流、航空物流更是受阻于各國對華疫情采取的隔離政策，航線貨源極度匱乏，馬士基、地中海等海運公司部分停航，節后港口吞吐量同比下降 20% 左右；中美貨運航空大幅度減少。唯一能夠快速恢復生產的是鐵路運輸，甚至還維系著中歐班列；但由于疫情影響，原本不暢的海鐵多式聯運、公鐵多式聯運更加受阻。應該說，生產性物流供應鏈保障所面臨的困難甚至超過了應急物流供應鏈。
在組織上，應強調企業在市場中的主體地位，發揮物流企業在資源匱乏、政策約束和上下游均未完全復工復產的惡劣市場條件下的管理能力和自助能力；但也一定要強調上級黨政組織對下級組織在防控措施上層層加碼的約束作用。
在資金上，盡管國務院已經將公路通行費在疫情防控期間暫時免除，但此項成本必然轉向供應鏈上下游的客戶身上，公路貨運企業并未得到補償，而且復工復產的物流企業將承擔更大的經營成本和運營風險。當下中小微物流企業最大的痛點是現金流嚴重不足，因此應在政策上給與引流，在稅收上給與更多豁免，確保政策紅利可以留在物流企業。另外，就是鼓勵成立以核心企業為主體、基于商貿合同的供應鏈金融平臺，在以供應鏈金融為核心的產業鏈生態構造上給與財政或稅收支持。
在信息上，物流企業應主動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構成暫時或長期的命運共同體或產業鏈聯盟，減少因信息不實、不暢造成的物流成本提升和庫存浪費，實現供需精準對接。
在技術上，一是要大力推進集裝箱多式聯運和大宗散貨的多式聯運模式；二是要盡快引入車輛、員工、耗材和貨物的精細化管理平臺。
在機制上，充分發揮國鐵集團的央企支柱作用，利用鐵路網絡的標準化、全天候、大運量、網絡化和長距離優勢，突破省際間和城際間隔離政策，在國家政策紅利和金融支持的引導下，利用“接取送達”優勢與以民企為主的公路貨運企業結成聯合服務機制，實現“門到門”服務，保障防疫期間生產性供應鏈的服務。
5、遠期平時/應急/戰時物流供應鏈融合
盡管此次疫情總有結束的時候，然而在疫情早期應急物流體系所表現出的漏洞百出和進退失據現象嚴重，特別是慣于循規蹈矩的政府和協會在突發不確定性的應急保障中突出表現出嚴重的信息不暢、數據不準、管理缺位、主次不分、響應遲緩和承壓能力不強，而與此對比的卻是對高頻次、零延遲商業需求壓力習以為常的電商企業、快遞企業等承擔了應急的主力，這也預示著平時、應急和戰時物流的融合已經離不開商業民營企業的參與，甚至有時適應市場的商業企業可能在某個時段成為主導。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漲、極端氣候頻至，使得包括地質災害、氣象災害、海洋災害和生物災害等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會越來越多，直接影響國家公共安全。美國國土安全部在 2012 年 1 月達沃斯會議上就公布了《美國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白皮書，其中第一項就強調了自然災害帶給美國全球供應鏈的風險。
因此，除了做好各種應急預案，盡快構建和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應急物資采購供應體系、應急物資保障體系之外，本文也在最后階段對未來的平時/應急/戰時物流供應鏈提出幾點設想。
第一，此次物流供應鏈在疫情早期的進退失據更多來自于對不確定性的恐慌，而這種恐慌進一步加大了供應鏈的供需能力失真，造成普通百姓恐慌性囤積和不良商販囤貨居奇，嚴重干擾了防疫進程，而且其中一個相對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協會的公信力因嚴重失真而受到質疑。
在任何災情初期，都只有災情波及的民眾更有對現場事件特別是對資源需求的發言權，自救、互助和商業團體此時的作用不容忽視，甚至可能其防災救災能力大于政府體系的常設機構，就應該充分發揮民眾團體、商業團體乃至個體慈善機構的作用，平（時）（應）急戰（時）融合、軍民融合、政商融合和協（會）（聯）盟融合。
第二，如何讓災害在處于強不確定性期間減少影響物流供應鏈的恐慌性囤積造成供應鏈牛尾效應，影響防災救治，可以考慮在國家層面上推動儲備長期有民眾公信力的專家學者、社會賢達組成獨立于體制之外的第三方智庫；或者要求地方黨政主管常年聘請固定數量的轄區外專家顧問組成智囊團，每遇重大決策應先與轄區外的相關專業智囊交流，再行決策。
第三，應從此次疫情防治的教訓和經驗中取長補短，或將形成新的物流供應鏈業態或新主流。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十數年甚至數十年政策推廣但難以普及的諸多物流模式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應用，如甩掛運輸、帶板（/盤）運輸、電子回單、電子倉單和機器人分揀等。
然而，如果本次疫情如果迅速結束，恐怕物流市場回歸正常，很難形成新業態或新主流；但是如果疫情持續較長周期，則會因為規模化而使得客戶習慣產生路徑依賴，經營者和投資者增加投資和優化新流程，而包括軟硬件的技術、裝備和平臺得以完善和成熟，新物流體系將成為新常態。
第四，本次疫情需要的無接觸物流與疫后正常市場需要的無接觸物流本質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卻能引發包括經營者、投資者和制度制定者的關注、思考和系統規劃。可以想見，無接觸物流極有可能成為未來物流的發展方向。
第五，以往無接觸物流只是在物流供應鏈的局部環節得以實施，其主要原因既包括成本高企和效率低下，也包括許多技術、裝備和平臺尚未成熟，特別是最為核心支撐的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等尚未達到期望或構想的程度，但整個物流體系的無人接觸式則可以提前進行布局以推進發展進程。
已經成功實施 60 余年以 20 英尺單位為基礎標準的傳統集裝箱及其運行體系構建了制造業全球化的新模式，然而其尺寸僅適用于大運量重載的水運特別是遠洋海運，但并不適用于對載重比和容積比帶來的運輸成本斤斤計較的鐵路貨運和公路貨運，而且其尺寸也不適用于航空運輸，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難以推行集裝箱多式聯運。
當下全球貨運中 75% 貨物的屬性已經變為零部件，而超過 60% 以上的零部件其最大外圍尺寸小于 1.2 米；而“門到門”的城市末端配送貨箱的最長尺寸也基本在 1.2 米左右。因此，可以打造尺寸模數與標準集裝箱對應的可折疊封閉最小單元“百搭箱”，并與其運行體系形成第二代多式聯運模式。“百搭箱”的最大尺寸為 1.2 米，可以保證適用于鐵路貨運和公路貨運對載重比和容積比的需求，更適用于航空貨運的尺寸需要，同時也適合于城市末端配送“門到門”的需要。
在干線物流運儲中，“百搭箱”既可以納入到傳統標準集裝箱內，也可以自成體系捆綁至集裝箱尺寸，保證對原有體系的適用。
而在干線物流（的城市貨運站）與城市末端配送（的快遞柜）之間設立街區自動分揀地下緩沖站，類似地下自動化立體倉庫，并在此將盛裝“百搭箱”的傳統集裝箱在地下緩沖站進行自動化/無人分揀和分拆，并按計劃調動配送到末端無人車或配送小車上，此系統形成了高效率低成本的無接觸支線物流。
而裝載在無人車/配送小車可以自由行駛到末端配送的社區或企業，由最終的快遞員或無人自動分揀裝載與社區可移動（固定）智能快遞柜進行有人/無人對接，形成無接觸毛細物流，從而完成全系統無接觸物流。
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只是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很短暫的一個時期，然而，它將給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物流供應鏈產業發展趨勢帶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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