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是加快5G網絡建設和商業應用、構筑5G全球領先優勢的關鍵窗口期。如果不適時將運營商的競爭由價格戰向服務質量和網絡質量引導，可能損害中國5G戰略優勢，錯失將5G技術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的重大機遇。
4G向5G通信技術升級換代的過程，也是全球通信產業生態重構和競爭格局洗牌的過程。
當前，必須盡管擺脫中國5G硬件技術領先形成的“光環效應”，直面中國通信產業在“體制”和“生態”層面存在的瓶頸性因素，加快推進通信產業政府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調整，強化通信產業和網絡強國的系統性戰略部署，構筑中國通信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
5G時代競爭范式轉換與通信產業的新瓶頸
4G時代，中國通信產業實現了由追趕向并跑的重要跨越，這個時期中國通信產業發展的主題是運營商和通信設備企業的能力建設。5G時代，通信產業國際競爭環境、產業生態和產業周期出現的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未來中國通信產業發展面臨的核心瓶頸已經不是企業能力缺失問題，體制層面的企業內生投資動力不足、國內應用場景和領先用戶不確定造成的生態培育緩慢、美國技術打壓下的產業鏈安全等，成為中國通信產業引領發展、支撐網絡強國建設的主要障礙。
首先，行業周期和競爭位勢的差異使得5G時代中國運營商出現了內生投資動力不足的問題，目前中國三大運營商的5G投資積極性顯著弱于美國、韓國等通信強國。在4G投資建網初期，國外已經形成了清晰的下游應用和盈利模式，三大運營商具有明確的技術、市場和投資回報預期，運營商、特別是作為主導企業的中移動亟待通過4G網絡投資確立有利的市場地位。
然而進入5G時代，中國電信運營市場的競爭格局已經相對穩定，美國、韓國亦尚未形成清晰的下游商業應用模式，因而三大運營商缺乏明確的盈利預期以及通過大規模投資占領市場的積極性。與此同時，5G網絡建設投資規模巨大，而當前三大運營商都面臨較嚴重的營收增長壓力，利潤率和ARPU等反映運營商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標均顯著低于美、日、韓運營商。激烈的市場競爭造成運營商增量不增收，使得運營商無法按計劃回收4G投資，損害了運營商投資5G的積極性。
反觀美國，出于重塑5G時代通信產業競爭優勢的危機感，政府圍繞5G FAST Plan，通過回收整合頻譜資源、廢除網絡中立政策、簡化基站建設審批、限制地方政府向運營商收費等措施，已經為運營商加速建網和探索5G商用創造了非常友好的宏觀環境。
其次，5G時代，中國通信產業發展的國際環境由“友好”轉為“對抗”，國際競爭環境更加惡劣。4G時代，由于美歐企業掌握了主要的技術標準，同時中國大規模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美歐企業競相爭奪的市場，因而中國通信產業發展的總體國際環境比較友好。5G時代，華為等一批中國通信企業的崛起大大削弱了美歐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加之5G對于國家信息和國防安全的戰略重要性，使之成為美國打擊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的焦點。
美國政府為重塑其在5G領域的領導力，一方面，積極推動5G技術向不利于中國的“開源、開放、白盒化”的路線轉換，試圖利用其底層硬件芯片（x86架構）和基礎操作系統（Linux）的雄厚優勢，重新奪回失去的通信產業領袖地位；另一方面，美國通過放大“可能的”、“尚未證實的”安全漏洞強化各國對中國5G設備的安全擔憂，拖延華為等中國5G設備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搶先布局，消耗中國的5G技術優勢。
最后，隨著中國通信產業監管水平、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斷提升，中國通信產業面臨的主要矛盾和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當前中國移動寬帶覆蓋率以及網絡速率均處于全球前列，網絡資費也處于全球中低水平，綜合網絡服務水平處于前列。特別是與地理、人口相近的大國相比，中國資費、網速與覆蓋率已經全面處于全球領先水平。隨著近年來提速降費工作的有效推進，網絡資費已經不是用戶的主要利益訴求，網絡詐騙、資費套餐的不透明，是個人消費者的主要抱怨，而網絡可靠性和網速則成為中小企業用戶的主要關切。
5G網絡建設與基于高質量5G網絡的人工智能和產業應用已成為全球科技與產業競爭的前沿。當前中國正處于加快5G網絡建設和商業應用、構筑5G全球領先優勢的關鍵窗口期。如果不適時將運營商的競爭由價格戰向服務質量和網絡質量引導，可能損害中國5G戰略優勢，錯失將5G技術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的重大機遇，對中國制造強國和網絡強國建設造成長期負面影響。
破解制約中國通信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調整
進入5G時代，通信產業的競爭范式和中國通信產業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制約因素，都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相應地，中國通信產業的戰略思路和政策導向也應當適時進行調整。然而，總體上看，目前中國的通信產業戰略和政策，與支撐中國通信產業高質量發展和網絡強國建設的目標相比，仍然存在諸多不足：
一是通信產業的政策著力點仍然停留于補貼、稅收優惠等扶持性的政策，發展思路和政策目標尚未有效鎖定在“體制”和“產業生態”層面制約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上來。
二是通信產業的政府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競爭環境，運營商投資動力不足、國際競爭環境優化等問題，顯然已經超出了單一部門的管理權限，工信部、國資委、發改委、外交部等相關部門的統籌和協調，成為未來中國通信產業發展必須解決的組織保障問題。
三是目前中國的通信產業政策、人工智能、車聯網等領域的產業政策相互脫節割裂，缺乏5G時代中國網絡強國建設的系統性部署。
針對這些問題，未來支撐中國通信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和政策調整包括：
一是在網絡強國建設的總愿景下協同規劃中國的5G、人工智能、車聯網等基礎設施和應用場景，形成通信產業基礎設施和下游應用相互支撐強化的良性互動格局。建議研究制定“中國網絡強國戰略規劃1+X”規劃體系，進一步研究制定《中國5G總體規劃》、《中國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國車聯網發展規劃》等專項規劃，從而強化各項規劃和政策之間的銜接配套。
二是完善統籌提速降費和5G網絡基礎設施投資的運營商績效考核制度，建立協同推進提速降費和5G網絡建設的組織保障機制。建議建立工信部、國資委、科技部、發改委、財政部、網信辦等部門的部際協調機制，綜合考慮提速降費和5G網絡強國建設的各項要求，從根本上解決運營商5G投資動力不足和網絡投資的矛盾問題。與美國相比，完善的網絡基礎設施和大規模的市場應用，仍是未來中國通信產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優勢。沒有4G時代大規模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繁榮；同樣的道理，5G網絡建設滯后，將直接影響人工智能、車聯網等新動能的發展。
基于此，建議在國資委既有的運營商考核機制中增加通過5G網絡投資調整當期財務收益指標的考核內容，從而盡可能從體制上消除三大運營商提速降費和5G網絡建設的監管沖突和制約。
三是在堅持政府主導的前提下，突出華為等技術領先企業在重大科技專項中的指引作用，帶動中國網絡和通信產業“卡脖子”技術的突破和產業生態的培育發展。目前中國包括02專項在內的重大科技專項的評估專家幾乎全是來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人員。隨著中國集成電路等產業逐步實現“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轉變，隨著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卡脖子”技術戰略重要性和緊迫性的提升，未來新一輪專項在實施過程中應當進一步強化市場化導向。
建議按照用戶和市場考核的原則，引進華為、中興、中國移動等下游用戶企業的基礎研究和未來技術頂級研發人員，優化專項的專家結構。以重大專項為產業政策核心平臺，牽引新型計算架構、新型存儲介質、5G核心芯片、射頻器件等核心技術的突破，布局和推動5nm集成電路生產工藝及相關設備和材料、芯片設計軟件等上下游產業鏈的配套發展，積極支持以國產操作系統為平臺的軟硬件產業生態發展，鼓勵地方和中央企業在中國有競爭優勢的領域和戰略必爭領域，如車聯網、虛擬現實、智能制造、智能終端、智能電網、智慧醫療等領域，加快開展應用示范工程。
四是建立中國互聯網測速機制，實現政府功能從“鞭策”到“引導”角色的轉換，形成通信產業提速降費的內生競爭動力。借鑒美國、韓國等電信強國的經驗，培育發展獨立第三方測速機構，建立并完善網絡測速體系和網絡速率晾曬機制，綜合評估產業鏈各環節因素對網絡速率的影響，調動利益相關方參與網絡提速工作的積極性，通過建立“晾曬機制”從根本上破解我國網絡提速的障礙，切實提高用戶網絡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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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億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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